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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在家什么都不做 还能月领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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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5个月,2000位幸运的芬兰人每月都收到了一笔由政府发放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收入——560欧元(约合人民币4200元)——这是芬兰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计划。

芬兰向来是个高福利国家,但在享受高福利的同时也造成了国内失业率高涨、“懒人”增多、缺乏就业激情的现状。因此,芬兰为了鼓励民众创新,积极参与工作,率先在欧洲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该计划是为解决芬兰的失业状况,了解能否将芬兰现有的社会保障改革成全民基本收入式体系,从而解开福利陷阱的难题。

那么试行5个月以来,效果如何?红星新闻记者23日联系上领取该基本收入的一位芬兰幸运儿尤哈·雅卫宁,他向记者表示,高福利制度的存在也钳制了他的工作热情和创新能力,而领取“全民基本收入”后,生活发生了变化。

芬兰:在家什么都不做 还能月领4200元

▲尤哈 图据《经济学家》

破产后失业6年的他

为保失业金而不敢轻易找工作

尤哈今年38岁,居住在芬兰西部,尤尔瓦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和妻子,共育有6个孩子。今年1月份,芬兰社保局(Kela)寄来信件,信中称,他已被随机抽中成为2000名失业幸运儿之一。尤哈对此欣喜不已。

芬兰:在家什么都不做 还能月领4200元

▲在被选中参与该试验后,尤哈受到全球关注图据网络

此前他曾经营一份做装饰性窗框的生意,做了7年后不幸破产。此后6年时间,他一直闲置在家,一家8口人靠领取640欧元的失业保障金和800欧元的儿童福利,以及妻子做护士所挣的工资而过活。

“我成为家庭主男,照顾孩子,做些家务活。不过我非常活跃,经常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从来也不觉得无聊。”其他时间里,尤哈称他还会做很多免费工作和当志愿者。

尤哈是个有着各种赚钱想法的人。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不是懒人,也并非不想工作。只是任何临时性的工作,只会给他带来麻烦。

“只要我挣一点钱,就业局就会认为你有工作,你就无法得到失业补助。即便我只做了一天的兼职工,我就必须等上好几个月才能领取失业补助。所以如果你很穷,那么即便你想做工作也不能,因为你失去的会远远超过你得到的。”

尤哈表示,当地一些公司曾给他提供过几份短期的工作机会,主要是林业、家具和金属加工类工作。但这些都不是固定工作,而且薪资待遇也不算高,这样的工作机遇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还会影响其领取失业保障金。如果以后再想重新申请这份补助金,过程将会极为缓慢和痛苦。“这太疯狂了,因此没人愿意做一点工作。”他说。

新试行计划没无任何限制

有钱花的同时也有了动力找工作

据悉,该试点将持续进行2年时间,参与项目的均为领取失业保障金的失业者。

但和失业保障金不同,这项发放给人们的纯收入是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任何求职义务的。因此,收到这笔钱的公民,不需像领取失业保障金一样证明自己正在找工作,也不需要定期向政府报告证明他们仍需要这笔钱,而且他们可以随意支配这笔钱的使用方式,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即便参与者找到工作,他们仍将继续领取这笔资金。

有了这笔钱后,他再也不需为领取失业保障金而填各种“愚蠢的”申报表格,或者定期和就业局的官员面谈了。“我是个艺术家和企业家,有时候我太活跃了,根本没时间停下来。”尤哈称,“现在重新开始我很有安全感,再也不用担心影响我孩子的未来。”

现在,自从被抽中参与该试验后,尤哈的小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

虽然现在每月只能领560欧元的基本收入,比之前的640欧元失业保障金还要少一些,但我现在可以找付费的工作来做,做我想做的事情。

尤哈说,和以前相比,现在压力更小,更有动力去寻找工作或创业,也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实践自己的商业构想了。他刚刚还得到为2位邻居屋顶刷油漆的工作,本月还注册了公司,专为客户拍摄视频。下个月,他还将带着自己制作的鼓到挪威去参加新展览。

芬兰:在家什么都不做 还能月领4200元

▲尤哈和他所制作的鼓 图据其facebook账号

计划评估

试验存在限制样本人数太少,时间有限

虽然尤哈的生活得到不少改善,但要得出整体的结论,还为时过早。

实施该试验的芬兰社保局在2019年前将不会直接和这些参与者进行联系,唯恐这会影响到试验结果。但它会利用家庭收入、缴纳税额等国家注册信息,来远程监控这一进程。

《经济学家》杂志报道称,已得出一些可总结的经验。负责设计这一试验的芬兰社保局局长奥利·堪加斯称,这一进程远比想象中的更难执行:这是一场“噩梦”。

他形容那些政客们忽冷忽热,但坚持这项研究必须在2019年的大选前完成。他将他们比作“玩汽车玩具的小男孩,很快觉得无聊,但还得继续前进。”芬兰的政治错综复杂:(主要政党)中间党、绿色联盟和极左派政党支持这一研究,而传统保守派人士、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士以及大型工会都对此表示质疑。

堪加斯还表示,研究显示民众的意见也犹豫不决:70%的人喜欢这一想法,但当受访对象被告知征税额度可能还将因此而提高时,便只有35%的人选择支持了。

这项试验的设计也面临各种限制。因为要公平起见,在仅有2000万欧元的预算下,试验的样本人数只能限制到2000人。堪加斯担心,如此小的样本可能不足以得到强有力的统计学数据,而且调查到的问题也会有限。

他还希望在低收入工作者身上进行相似的试验,查看这样的受众是否会不愿工作或工作得更少。选择整个城镇做这样的研究,还可以观测该模式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另外试验的时间也对研究效果产生一定限制。最早提出“全民基本收入”想法的凯特(Kate McFarland)称,2年时间太短,不足以研究受益者的心理变化。

即便该试验本身面临诸多问题,但这项试点项目还是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包括韩国和瑞典在内的电视台,这个月都在排队等待采访堪加斯先生。而堪加斯本人也经常到国外做演讲,建议其他人也来做类似的研究。

红星新闻记者丨王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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