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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华人中产:被国内朋友鄙视房子小,依旧幸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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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房子地处郊区,面积太小,看上去就像一个老鼠窝!”张永财唾沫横飞。

万万没想到,让很多日本友人羡慕的独栋独户,却被第一次来日本旅游的张永财鄙视得一文不值。赴日八年,我白手起家、没日没夜奋斗的成果,遭到这位初中同桌全然的唾弃和嘲笑。

几年不见,他的发际线越来越高,啤酒肚也养了出来。和我相比,他明显已提前迈入中年。“关键是,小日本的房子怎么不涨反跌啊?听说你们的房子一年跌了10%!还要每年缴纳什么固定资产税,继承的时候还要什么遗产税,这不是亏大发了?”

他眉飞色舞,随后便话锋一转:“我在厦门第三套房子也才百来平,和你这儿差不多,但现在市值可是400万哦!一个月涨百分之十几不是问题。”

日本华人中产:被国内朋友鄙视房子小,依旧幸福满满

遭到张永财鄙视的,我在日本的家。

我想起邻居家的房子是20年前泡沫经济的时候花了1亿日元买入的,现在市值3000万日元(约合180万人民币)。

张永财开始变本加厉地数落我,丝毫不介意我的日本妻子也在场:“你看你,混成这样,在日本勉强算中产吧!唉,2002年那会儿你考进了名牌大学,本来还想抱你大腿,结果你看看有啥屁用?谁叫你来日本啊,这叫没有紧跟时代潮流。”

他的话匣子一直没关上:“现在日本的新干线早就被中国动车超过了,时速300多公里,日本顶多才200多吧!”

接着,我在他的“严刑逼供”下说出了自己的月收入,不出所料继续引来一阵冷嘲热讽:“你们家庭一个月才3万人民币,怎么养活你三个娃啊!和我一起搞一点海淘什么的,卖给和我一起做生意的茶叶老板?要不干脆你回国吧,中国现在形势发展的这么好,你回去估计还可以搭上末班车。”

“你三个儿子怎么办啊,总不能让他们成为日本鬼子吧?我看啊,还是尽早回国发展。”张永财掐灭了手中的烟,得意洋洋地说。

最大遗憾:错失了国内资产升值的机会

作为旅居日本八年的“80后”,我和妻子一年到头工资加上奖金税后共45万人民币左右,这个数字大概是日本平均收入的两倍,也算是典型的中产阶级。讲真,在此之前,我一直为自己经过多年努力晋升为日本中产阶级中的一员而窃喜。

然而,张永财的到来,让我的自尊心遭到严重挑衅,心中却只能暗自隐忍:你TM是来日本旅游体验风土人情,还是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同学宣扬优越感的?

不过,待我心情平静下来,想起今年4月的工资单,不禁暗暗自怜。

进入这家业界名声赫赫的大企业已经6年。和许多日本企业一样,这家拥有几万员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虽然工作稳定,但工资的增速却如蜗牛一般。

由于员工平均年龄达到43岁,大量老员工的存在让新人上升通道严重“堵车”,混到经理级别大致在40-45岁——这意味着从大学毕业进入这家公司,到拿到经理这个最低等级的头衔,需要努力至少20年,而在此之前,你只能乖乖听任派遣。

很多中国籍员工因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纷纷选择去欧美企业的日本分公司或者干脆回国。而我,因为红颜祸水(早早与日本妻子订了终身)选择了“倒插门”,只得乖乖地留下来。

在妻子和岳父母眼里,钱多钱少无所谓,这份稳定的工作等于为全家人的生活上了保险。如果我说跳槽,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起来让我净身出户——再说,日本公司一般不接受35岁左右跳槽的,这意味着不忠诚。

由于去年工作表现不错,我的级别晋升一级,但工资仅仅涨了500块人民币——当然,这个数字超过了前年的300块。国内朋友说一年涨个一两千不是什么难事,这对于我而言简直无法想象。

最让我羡慕嫉妒恨的,是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有些地方几年能翻好多倍。而日本呢,从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房价就一直走下坡路。虽然这几年有所好转,但顶多也只是地价涨了几个百分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六年前我买的离车站走路3分钟、价值250万的房子,现在由于折旧,估值就已跌了两三成,20年以后房子的估值将为零。

在土地私有化的日本,如果不吃不喝,五年的努力大概就能换一套房子,但多年以后,你拥有的只是一块地。很大一部分的血泪钱,就这么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一文不值了。

这样的环境下,你无法感受到国家欣欣向荣的发展,感受不到时代在前进和你奋斗了就可以有回报的希望。套用媒体的话说,日本这个社会充满了“闭塞感”。

对我而言呢,最痛苦的是,看着国内的同学、朋友通过自己的奋斗,从底层爬上中产,从一无所有到富有,从普通职员进入管理层;八年过去了,我看起来生活稳定,但职业生涯和人生阅历却一直原地踏步,能炫耀的都是过去。和所有日本上班族一样,我一眼就能望穿自己三十年后的模样。

想让老人帮忙带娃?日本老人也有自己的生活

张永财还没走多久,高中同学江翠花又微信联系我,说过几天来日本玩,让我请饭。随着日本签证的放开,每月总有那么些个亲友来旅游前联系我,要么请吃饭,要么做导游——但大部分人在“3·11”大地震的时候,从没关心过我们的生死安危。

我们约好在东京市区的一家咖啡厅见面,江翠花抱着她的四岁女儿。

“你看你们夫妇俩上班,岳父母也不帮忙带娃,多可怜!真不知道你背井离乡呆在日本有啥好!”江翠花对我深表同情,“我妈妈从老家来到上海帮我,孩子全交给她了!”

如果孩子刚出生那会儿,我可能会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现在,我不能苟同。

确实,我的日本岳父母几乎不会帮我们带娃,即便我们两家的距离开车只需几分钟。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作为父母,自己照看、养育孩子是不可转移的责任。由于没有他们的帮助,每天上午我们不得不把孩子们送进托儿所,下午妻子提前下班回家照看他们,晚上我俩基本累成了狗。

日本华人中产:被国内朋友鄙视房子小,依旧幸福满满

我的太太和孩子们,这一幕总让我感觉自己是超生游击队。

刚开始,我对岳父母这般绝情的做法耿耿于怀,但是我很快发现,孩子们在自己的养育下不会被娇生惯养,妻子也因此在育儿和职业生涯之间找到了平衡,尽管收入也因此减少了一半。

退休多年的岳父在家附近租了几亩地。白天他会去田里倒腾,播种施肥浇水拔草直至夕阳西下;晚上,他要么在笔记本里写种田的心得体会,要么在电脑上查找资料,以消除白天在田间地头碰到的各种疑惑。

岳母则热衷陶艺。这个兴趣听起来并不那么占用时间,但她从来没闲着——要么去工房练习烧碗碟,要么去博物馆看陶瓷玉器展,或者和其他老人交流心得体会。

他们都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充实自己。于我而言,既然生了,就要亲手养,用自己的双手去雕刻孩子的成长。

环顾周围,我并不是个例。在国人看来不可理喻的行为在日本却是天经地义。老人和儿女的生活各自独立,互不干扰。老人不愿意让自己的生活被后代绑架。

在这个老龄人口比例高达25%的国家,年轻夫妇既要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又要独自承担沉重的育儿压力。年轻人本身也不愿发出求救信号,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给别人添麻烦——在日本人看来,父母也是“别人”。

回国办事最先想的是找熟人

大学期间因中日两国政府交流项目,我于2004年第一次赴日,之后回国效力几年,2009年再次赴日,翌年和日本妻子结婚。2013年我们有了第一胎的两个男娃,2015年第二胎依旧还是男娃——这便是我彻底区别于张永财和江翠花的人生轨迹。

留学结束后,我拿着一年积攒下来的6万人民币奖学金回国,感觉自己像是个暴发户——要知道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每个月生活费只有500块啊!而现在回国,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的月收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这几年,看着越来越多的同学朋友回国发展,我也在去留这个问题上备受煎熬。不是没有想到过举家搬迁,而是发现拖家带口回去太不现实。

2015年我带着双胞胎儿子第一次回国省亲。可能因为水土不服,一下飞机他们开始上吐下泻、发高烧,只好直接送住院。

通过姨夫神通广大的关系,好不容易让孩子住进了我老家最好的医院,一间挤的不能再挤的三人病房。一进去我才发现自己有多么幸运——走廊两边打满了地铺,横七竖八地睡着挂着吊瓶的幼儿,还有那些焦躁的家长们。

我的妻子不经意说了一句,这是野战医院吗?我只能沉默。

母亲告诉我,这么多人是因为没人相信乡村级别的诊所和小医院,基层医疗系统不行,大家只得挤破头往市医院钻。

住院四天,花了5000人民币,这个费用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的中产,都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回国,三个儿子一个月感冒个一两次,估计我家就破产了。

回日本以后,我拿着收据去报销了——日本儿童医疗一次一般只需要花费15到20人民币,而在海外看病,保存好收据也能回日本报销,不管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

我扪心自问,一回国,做事时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想法是:有没有熟人,他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现实是,出国已经八年,再便捷的网络仍难以维护以往的人际关系,重新构建之繁杂,各种口是心非甜言蜜语,也实在非我所愿。

“你在日本顶多就是个二等公民吧。”张永财似乎不愿意放弃说服我回国发展的念头:“我这次来日本,有客户暗地塞给我6万人民币花呢。”张永财如今是一家民企的广告总监,每月小两万的收入,说到这时满脸得意。

我不知道如何和张永财理论。当年在北京住了七年,进外企的时候还得去北太平庄的派出所申请一个暂住证;来了日本五年后,顺利拿到了绿卡。

事实上,只要在日本居住满一段时间,并拥有良好的缴税记录,外国人以及子女可以完全享有各项社会福利。有了绿卡后,就可以申请房贷,除了没有选举和被选举权,我享有和日本人一样的权利。

遥想当初找工作的时,招聘启事中“北京户口”一行字让我失去了无数机会;但“外国人”的身份却让我在日本求职时备受面试官青睐,因为他们很需要外国人去打理海外的业务。

坦率地说,这个国度比我想象中更为宽容。

“你三个娃中文也讲不好,以后就是日本鬼子了!”临走前,张永财最后说了一句。

日本华人中产:被国内朋友鄙视房子小,依旧幸福满满

做饭时我常常会加入中国元素,向孩子们解释中国的传统文化习俗。

我无力反驳。其实,我一直努力通过各种方式教他们中文,灌输中国传统文化,譬如读三毛连环画,譬如孙悟空的动画片,譬如朗诵三字经。

但是,很多时候孩子们的问题会让我难以招架,他们会问:三毛为什么没有妈妈?上海的大人为什么会欺负一个小孩子?孙悟空为什么经常打架而不好好做朋友呢?

最后我只好选择给他们看小猪佩琦这些翻译成中文的欧美绘本。

国内孩子学钢琴,我娃只会抓蝌蚪

“快告诉叔叔宝宝会什么,芭蕾、钢琴……样样都在行,周末忙得我不亦乐乎。”江翠花抱着四岁女儿,骄傲地说。

“你家娃儿有啥兴趣爱好啊?”我抿着嘴,不知如何作答。头一天,我刚刚带他们去附近田里抓了六只蝌蚪,放进了矿泉水瓶,他们如宝贝般供养着。和江翠花女儿高大上芭蕾钢琴相比,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些充满泥土气息的爱好了。

日本华人中产:被国内朋友鄙视房子小,依旧幸福满满

一到周末我就带孩子们森林里,白天捉虫子,夜宿小木屋。

作为一个勉强称得上日本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说,每月房贷3000块(人民币,下同),生活开支1.5万。剩下的钱很难让三个儿子去上那些高大上的兴趣班。

所以,一到周末,我要么带他们去坐电车,让他们记住东京如蜘蛛网般的地铁线路,要么带他们去住便宜的森林小木屋,比如去池塘辨鱼的种类,去草丛中观察虫子。

“这样对孩子将来的发展有用吗?”江翠花抛来鄙夷的眼神。我耸了耸肩膀,但我和太太在教育孩子时坚信,做事不用考虑太多的有用无用,只需单纯地体验其中的乐趣,对新生事物保持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养成坚韧的意志力和互助精神。

这对双胞胎刚出生的时候,我曾对妻子笑言,希望他们将来可以考上哈佛,这样我俩就可以搭顺风车去美国生活了。妻子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他们真正开心,高中毕业后去开出租或者做木匠都无所谓。

前几天老大浩浩告诉我,长大以后要当出电车司机,老二俊俊则说要当出租车司机。虽然当下心里有点失落,但我转念一想,或许我不需要为他们的大学学费发愁了。

日本媒体每年都会公布儿童将来最希望从事的职业排行,面包师、幼儿园老师、警察和司机一直名列前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日本人看来,职业没有高低贵贱,所有人都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再看远一点,人生其实是一场马拉松,唯有好奇心和喜欢,才是你跑完全程的原动力。

既然不是所有孩子都能企及父母期待的高度,我只希望他们掌握属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为人处事之礼仪。现在走在路上,他们会兴奋地告诉我路边花草的名字,一旦发现了什么罕见的昆虫,更会开心好久——这让我很欣慰。

对于旧日亲朋的到来,我内心其实是有些恐惧的,虽然屡遭部分同胞鄙视,但偶尔我也能找到机会点拨下他们的人生,比如陈开富。

他大学毕业后去北京做起了珠宝生意,据说如今身家至少一亿有余。我们的相同之处是都有三个小孩,不同的是,他给每个孩子请了个保姆,平均一人4000元人民币;我每天则哼哧哼哧接送孩子们去托儿所——费用是老大全价2000元,老二半价,老三免费。

我带着陈开富去京都岚山泡露天温泉,两个人酒后赤身裸体坦诚相待。温泉热气腾腾,山间烟雾缭绕。“去年我差点得了抑郁症,赚了一千万,却没丝毫喜悦。”他叹了口气。我没想到,作为先富之人,钱多了,内心却脆弱了,患得患失。

“只有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包括为什么而赚钱,你才不至于患得患失,可以看看松下幸之助的书。”我建议道。

他很赞同地点点头。作为感谢,他高高兴兴地帮我这个东道主付了60块人民币的洗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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