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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巴黎:中国新常态的信号

中国雾霾

气候大会于上周一拉开帷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成为第一位参加气候会议的中国国家主席。他的现身在最大程度上象征了处于新常态经济政策下的中国正在经历的剧烈转变。时代的变迁确实迅猛,毕竟就在六年前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正是中国当时的总理温家宝一手破坏了达成协议的所有机会。

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策发生了如此剧烈的转变?原因之一显然是习近平再三说过的,现在的污染(及腐败)水平对共产党的持续执政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中国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在报道习近平此次巴黎讲话的开篇强调了这一压力,文中写道:

12月1日,北京遭遇了今冬以来最严重的雾霾污染。空气质量、气候变化由此再次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蓝天新常态”。

但这种转变背后还有更根本的原因,一直以来尚未受到公众注意。媒体关于中国新出炉的五年计划(2016—2020)的大多数报道都集中于中国结束一胎化政策的公告。当然,这对人们的个人生活非常重要,但从现实来看该政策不会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产生太大影响。联合国人口司(UN Population Division)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为1.58,与整个东亚地区水平完全一致。

这份五年计划的真正关键之处基本上被忽略了,然而,它是中国经济根本转变的一份蓝图:

• 计划的目标是告别此往以低成本制造业和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为核心的出口型增长模式

• 习近平希望转而鼓励发展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服务业拉动型经济

这意味着全球金融危机后曾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那种刺激式支出将画上句号。因此,刺激政策“大解除”(the Great Unwinding)将会延续,正如我们在8月曾讨论过的。

相反,“十三五”规划聚焦于四个关键领域——创新;绿色中国;加快开放;持续改革——以及反腐运动新阶段。其中的建议将在未来5年主导中国政府的计划,并为中国的发展确立政策重点。将创新提升至战略重点的高度格外引人注目——在此前的五年规划中,创新从未被赋予如此突出的位置。历史经验可以证明,这些政策重点极有可能实现,因为整个行政系统都将专注于贯彻这些政策。

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要在全球经济明显表现欠佳之际尝试进行这种伴有风险的转型呢?答案就包含在下面的图表中,它展现了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绘制的路线图,用于阐明一国的身份从新兴市场过渡到发达国家的四个阶段:

巴黎气候会议

刘易斯提出了他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处于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国家通常会遭遇这种陷阱。

• 起初,随着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实际上可以“搭便车”,一切进展顺利

• 在农村,这些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主要集中在种植和收获的季节。但在城市,他们可以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

随着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让中国打开面向世界的大门,中国的增长遵循了刘易斯的模型,从初级生产过渡到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显示,随着2.78亿农民开始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向城市移民进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曾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速。

但如今,“便车”已经搭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人口数量自2013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即使新的人口政策能够从根本上提高出生率,这些婴儿还需要25年时间,才能进入25至54岁的财富创造者群体,届时他们的支出和收入才具有显著意义。

因此,中国别无选择,只能抛弃“旧常态”经济,转而专注于打造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拉动型经济。因此,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将采取新的刺激措施激活这些领域只是一厢情愿。相反,创新驱动的基本前提是向新常态的加速转型。

因此,中国经济此前的关键部分——如耗电量、银行贷款发放量及铁路货运量(所谓“李克强指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指标的衡量作用越来越小。同样,正如我们9月所写道的:向新常态转型意味着全球大宗商品超级泡沫的结束。

未能认识到中国向经济新常态转型重要性的企业和投资者,在2016年将遭遇越来越多的困难。

 

来自: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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