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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最孤独的职业:一个90后器官捐献协调员的自白

器官   

       早上八时,穿过热闹的门诊大厅,上电梯五楼,沿着东面的走廊一直走到尽头,进入一个藏在安静小角落里的办公室,徐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徐前在等待,等待一个电话的响起,但他从来无法预测时间。今年25岁的他,职业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虽然是名“90后”,但徐前在这个行当里已非新手,到目前为止,他已成功协调了22例捐献案例。

  现在,全国有1500多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要与处在悲痛低谷的潜在捐献者家属同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新兴职业,也被认为是最孤独的职业之一。

  短发、灰色衬衣、白大褂,温和的笑容,徐前看起来和普通医生并没有什么不同。

  半年不到只剩3人

  一年前,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在全院招兵买马,徐前觉得“好奇”,想试一试。与他同去还有医院其他科室的几位同事。没过多久,办公室就走得剩下了三个人。

  徐前并不打算走。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安徽农村的父母,“他们不懂,但我会跟他们充分地解释。”

  “其实劝捐的成功率不及三分之一。”徐前早已把失败当成家常便饭。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徐前“出师后”的第一单就败得很惨烈。2015年年初,他接到韶关粤北医院打来的电话:一位中年男子发生车祸,他的妻子和女儿有器官捐献的意愿。根据主治医生的叙述,病人捐献条件不错。

  说走就走,虽然已到了下班时间,徐前来不及吃饭就跳上车,随身只带了个面包充饥。

  路上的那几个小时对徐前来说很煎熬,“我来回琢磨,怎样说亲属才容易接受?会不会被他们一句话就问懵了?会不会被认为年轻没经验?”徐前几次掏出手机想打电话,但他“找不到人讲话”,只能就跟司机聊起来。

  当天夜晚九点多,徐前到达粤北医院,一刻都没耽误,他转身就去见了家属。

  在会客室,只剩下他和车祸受害者的妻子、女儿三人。他记得当时说的第一句话是,“非常感谢你们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

  劝捐失败如家常便饭

  “我看见他女儿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徐前觉得应该给她们一点时间,“如果家属比较痛苦,情绪比较激动,我会静下来,停一停。”

  徐前记得,当时病人脑损伤已经达到不可逆的状态,属“脑死亡”,完全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心跳。

  “但家属觉得只要病人有心跳就还活着,他们还没有真正接受病人已经过世的事实”。当徐前提出捐献,家属认为是在正式宣告死亡。

  “我不得不告诉她们,但凡病人有好转的迹象,我都不可能出现在她们面前,跟她们讲解捐赠的事。”说话时,他有意压低了音量,“她们必须要认识到自己亲人病情的严重性。”

  徐前拿出宣传资料,讲述捐赠流程。流程很复杂,第一次讲述,他用了一个多小时,心里一直担心,“不要说漏什么。”

  病人的妻子表示,要回去告知父母,她给病人在外的哥哥和弟弟打了电话。通完电话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兄弟二人极力反对。

  徐前很想争取一下,希望能亲自和兄弟二人通电话,但病人的妻子没同意。

  “在农村,家里男人死了,只剩下两个女人,她们将来还要生活下去,必须考虑男方家庭的意见,所以不敢做决定。”眼见没什么希望了,徐前只好悻悻返回广州。

  无论好坏学会等待

  第一次失败的经历对徐前的打击有些大。他向领导提出要跟前辈再学习一段时间。

  事后,他多次回忆当天的细节,觉得自己在处理的过程中似乎并没有问题,“实际上,最终能不能捐赠成功,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比如说,有的家属捐赠意愿很强烈,但经过专业检测,身体不符合捐赠条件;有的愿意捐赠,身体也符合条件,但在处理捐赠的过程中,病情急转而下,来不及实施手术;还有的捐赠者一直靠呼吸机和药物维持生命,家属考虑时间过长,错过了捐赠手术时机。很多时候,是家属们的意见不统一,最后反对的一方占强势……”徐前说,捐赠的窗口期其实很短暂。

  在国际上有三种认定死亡的标准,一是心脏死亡,二是脑死亡,三是心脑都死亡。一般情况下,做捐赠手术最好的时间,是脑死亡后,靠呼吸机和药物能暂时维持心跳和机体功能运转。

  “但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只有心脏停止跳动才算死。”徐前说,如果心脏停止跳动,短时间内不进行手术,就会错过最佳时间,所以每次接到电话,他必须马上出发,争分夺秒。

  “从考虑到决定捐献,最快的几个小时就能决定,有的却要两三天。”徐前要争取尽量缩短时间,但又让家属有充足的考虑。

  “即便是十万火急,也不会焦虑催促。”徐前显露出超越年龄的淡定,“要充分表达,然后学会等待。”

  一条底线

  不影响捐赠者家庭和谐

  等待的过程总是很漫长。而且,更多时候等到的都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为此,徐前患上了 “手机恐惧症”,既期待来电,又害怕来电。

  2015年年底,徐前接手了一起案例,同样发生在粤北人民医院。一名20岁的男子,骑摩托车摔伤,经过医院抢救无效。这个年轻人是家中独子,没有成家,没有孩子。他的父亲和大伯希望孩子的生命得到延续,愿意捐献他的器官。

  得到这一消息后,徐前火速赶到医院,与他的父亲和大伯见面。捐赠的事基本谈定,孩子的父亲打算回家收拾一下行李,徐前则返回广州联系手术事项。

  第二天一大早,徐前带着救护车就出发了,快到粤北医院时,他接到了孩子父亲打来的电话。这位父亲一晚上没睡觉,因为孩子的母亲以死相要挟,不同意捐献。父亲说,他希望医院能再给多几日时间,来说服孩子的母亲。

  “如果捐献影响家庭和谐,我就不劝了。”徐前有些懊丧,不过马上冷静下来,“捐献以自愿为原则,是对生命的尊重。”

  当然,一气呵成的案例也有:“这样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特点:有一个明事理,又能主导大局的家庭成员。”徐前遇到捐助最迅速的一例,从讲解到决定,只用了三个小时。

  一个习惯

  为捐赠者穿衣默哀

  一年来,徐前多了个习惯。

  从第一单劝捐开始,徐前坚持为每一位逝去的捐献者穿衣,“接触了这些家庭,感到非常敬佩,希望他们走之后,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给捐献者穿衣服时,还需要手术医生的协助,一起将衣服穿好,“在临床,我们给过世的人穿衣服,其实很常见”。

  手术结束后,大家会在手术室为捐献者恢复仪容,并举行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表示对捐献者的崇高敬意。

  “没有好脾气根本做不了这事。”徐前有好多次“里外不是人”的经历,本来和妻子约好一起过纪念日,刚坐下来点好菜,一个电话来了,必须马上走。

  类似状况出多了,家庭矛盾自然不少,徐前觉得这还不算坏,“最坏的是家人没陪成,劝捐也没谈成。”徐前说,他暂时还没抑郁到需要找心理医生,大概是因为比较擅长忘记。

  徐前也会遭遇不明情况家属的辱骂,至于具体详情,他说,“已经忘记,不想再提。”

  侧记

  需求:30万人

  捐献:2766人

  中国每年约30万人需器官移植,而去年仅2766人捐献,是世界上器官捐献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非常严重的短缺局面”,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甚至曾用“一场坚决的斗争”来形容问题的严重程度。记者从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获取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全国已成功捐献6664例,而广东省已完成捐献1083例,占比五分之一,居于全国首位。

  广东省每年的捐献案例也居于全国首位。近年来,广东省捐献数量增长迅速:2010年15例,2011年34例,2012年113例,2013年163例,2014年大幅提高到246例,2015年增加到398例。

  根据最新统计显示,全国在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共有1512人,广东省仅有51人。2014年以前,协调员主要来自于红十字会,2014年之后,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PO)出现一批专业协调员。徐前就是来自于OPO的一名专业协调员。

  在结束采访时,记者问徐前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多久?徐前坦诚,最开始的日子里,觉得特别孤独,看着一些同事的离开,看着同龄人创业成功,也有焦虑的时候,不过,后来认识了很多同行,有了交流的圈子,才慢慢想明白,“劝捐虽然与临床不同,但这也是一份救死扶伤的工作”。

  至于还能坚持多久?他说,现在有很多困难,但相信自己能坚持下去,希望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参与进来。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杜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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